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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理是企業永恒的主題。企業管理的本質在于不斷改變,以適應最新變化的趨勢。黨的十九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要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018年4月12日,國家電投召開黨組管理干部“管理創新”培訓班(第二期)座談會,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孟振平出席會議并做了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管理創新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孟總特別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真正的管理巨人,建議同志們讀一讀他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關于健全黨委制,將革命進行到底,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篇目,仔細品味對管理一個企業的啟示,一定會收獲良多。并推薦讀一讀英國斯圖爾特?克雷納所著《管理百年》,它對20世紀的管理思想和實踐作了深刻、完整、精彩的總結和批判性回顧——有趣、創新和進步的一百年,你會發現你正經歷的企業管理現實濃縮了百年探索,也會有所收獲” 。

公司黨委認真貫徹孟振平總經理重要講話精神,決定以黨委理論中心組(擴大)學習為主要形式,深入開展“管理思想”專題學習。通過學習《管理百年》等經典著作,系統學習20世紀管理思想及實踐案例;通過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等十篇經典文獻,深入學習毛澤東同志管理思想和領導藝術。通過學習,深刻體會管理對于組織的極端重要性,掌握先進的管理思想、模式和工具方法,成為管理科學的思想者、創新理念的倡導者,不斷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要按照集團公司新時期戰略定位和錢智民董事長提出的“四有”、“三個轉變”、“兩大戰略課題”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堅定發展意志,推進管理創新,奮斗三年、贏得未來,將成套公司建設成為受人尊敬的“三好”一流企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國內的政治狀況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1〕,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2〕,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3〕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后,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斗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斗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斗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著明天的更大的戰爭。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但最近數個月來,工農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組織的城市罷工和農村暴動,在南北各地發展起來。軍閥軍隊中的士兵因饑寒而醞釀著很大的不安。同時資產階級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鼓動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著頗大的改良主義運動〔4〕。這種運動的發展是新的事實。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中國紅色政權〔6〕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方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斗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眾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南、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8〕。至于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分來。第三,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于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9〕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10〕,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并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敗

 

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削弱了白色政權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權得以乘時產生出來。但軍閥之間的戰爭不是每天不停的。每當一省或幾省之間的白色政權有一個暫時穩定的時候,那一省的統治階級或幾省的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用盡力量來消滅這個紅色政權。在為建立和堅持紅色政權所必須的各種條件尚不完備的地方,便有被敵人推倒的危險。本年四月以前乘時而起的許多紅色政權,如廣州、海陸豐、湘贛邊界、湘南、醴陵、黃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權的摧殘,就是這個道理。四月以后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軍隊,隨時都有八九個團以上的兵力,多的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斗爭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原因就在于湘贛邊界的共產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黨的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創造羅霄山脈〔11〕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上地形之利于斗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之不盡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中的各次勝利〔12〕。雖以數倍于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據的日益擴大,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加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候,反而采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這種失敗的形勢,因為九月以后特委和軍委采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挽救過來了。

 

 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

 

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于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使邊界土地革命和民眾政權的影響遠及于湘贛兩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紅軍從斗爭中日益增加其數量和提高其質量,能在將來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縣地方武裝即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的數量增加質量提高起來,此時能夠與挨戶團和小量軍隊作戰,將來能夠保全邊界政權;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漸減少依靠紅軍中工作人材的幫助,能完全自立,以邊界的人材任邊界的工作,進一步能夠供給紅軍的工作人材和擴大割據區域的工作人材——這些都是邊界黨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任務。

 

 經濟問題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13〕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軍事根據地問題

 

邊界黨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隴兩個軍事根據地的鞏固。永新、酃縣、寧岡、遂川四縣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區,和永新、寧岡、茶陵、蓮花四縣交界的九隴山區,這兩個地形優越的地方,特別是既有民眾擁護、地形又極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邊界此時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的將來,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把這三件事切實做好,是邊界黨應該努力的。

 

注釋

 

1〕毛澤東在這里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于買辦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曾作了詳細的說明。

 

2〕蔣派指蔣介石派。桂派指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派。馮派指馮玉祥派。閻派指山西軍閥閻錫山派。他們曾經聯合對張作霖作戰,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領了北京和天津。

 

3〕張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首領。一九二四年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打敗后,張作霖成為北方最有勢力的一個軍閥。一九二六年他聯合吳佩孚入據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從北京退回東北,在路上被向來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發生及蔣介石公開對日妥協之后,曾經追隨蔣介石參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變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因為自己的利益,開始逐步形成蔣介石政權的在野反對派,他們既不滿意蔣介石政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又反對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他們發動了一個改良主義運動,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之外,另找一條有利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當時,同蔣介石爭權奪利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政客,曾在這個運動中進行投機活動,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所謂“改組派”。

 

5〕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在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北上攻打張作霖。日本帝國主義為阻止英美勢力向北方發展,出兵山東,侵占濟南、青島和膠濟路沿線,截斷津浦鐵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軍在濟南進行大屠殺,在這前后十幾天內,共慘殺中國軍民數千人。這次屠殺事件被稱為“濟南慘案”。

 

6〕中國紅色政權在組織形式上,和蘇聯的蘇維埃政權是相同的。蘇維埃即代表會議,是俄國工人階級在一九○五年革命時創造的一種政治制度。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從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蘇維埃是工農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所領導的各地人民革命起義,即以代表會議為工農民主政權的組織形式。但是,這時的中國革命仍然處于民主革命階段,這種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工農民主專政,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性質是有區別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來屬于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方許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占領,那里的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及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組織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廣泛統一戰線,建立了抗日根據地,進行了艱苦的抗日游擊戰爭,已開始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政治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企圖繼續原來的殖民地統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戰爭中鍛煉出了一種相當有力的武裝力量,他們不愿意照舊生活下去;而由于蘇聯的強大,由于除美國以外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在戰爭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帝國主義陣線在中國被突破,因而使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已在世界上發生很大的動搖。這樣,就使東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國差不多一樣地有可能長期堅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有可能長期堅持由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進而取得城市、取得該殖民地全國范圍內的勝利。根據這種新的情況,毛澤東于一九二八年對于在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條件下這一個問題上所作的觀察,已有了改變。

 

8〕這是指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最初爆發起來的對反革命勢力的反擊行動。在廣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農民的配合下聯合起義,建立過為時三天的人民政權。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海豐、陸豐等地的農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舉行起義,都曾經建立過革命政權;在這年十月舉行的起義中建立的革命政權,一直堅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東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義的農民曾經占據過瀏陽、平江、醴陵、株洲一帶,醴陵農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間建立過農村革命政權。湖北省東北部的黃安(今紅安)、麻城等地的起義農民,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領黃安縣城,建立革命政權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等縣的起義農民,建立過革命政權達三月之久。關于湘贛邊界的革命斗爭,參見本卷《井岡山的斗爭》。

 

9〕赤衛隊是革命根據地中群眾的武裝組織,不脫離生產。

 

10〕參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16]“挨戶團”是當時湖南農村武裝的一種,它分常備隊和非常備隊兩部分。“挨戶”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許多地方的“挨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11〕羅霄山脈是江西、湖南兩省邊界的大山脈,井岡山位于羅霄山脈的中段。

 

12〕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和朱德率領的軍隊在井岡山會師后,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六月改稱紅軍第四軍)。四五月間,第四軍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敗江西國民黨軍隊的第二、三次“進剿”。六月二十三日,紅四軍在寧岡、永新交界的七溪嶺和龍源口地區,打敗江西敵軍第四次“進剿”。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在遭到多次失敗以后,又聯合湖南的國民黨反動派,調集四個師的兵力,對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七月間,“會剿”的敵軍先后侵占寧岡、永新、蓮花等縣城。紅四軍以兩個團的兵力出擊湖南敵軍后方的酃縣,以一個團的兵力對付江西敵軍,同時發動廣大群眾到處包圍襲擊敵軍。結果,湖南敵軍倉皇退守茶陵;江西敵軍也被圍困于永新地區。

 

13〕毛澤東這里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農民以外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各種自由職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中國的這類社會成分主要在城鎮,但在鄉村中也占有相當數量。參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本書第二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4〕大小五井山區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寧岡、遂川和湖南東部的酃縣四縣之間的井岡山,井岡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這是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

                                                             

 

井岡山的斗爭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 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 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 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采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 唐生智戰爭時期⑴, 廣東在張發奎 李濟深戰爭時期⑵,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 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于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 赤衛隊⑶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 挨戶團⑷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么人在軍事方面主張采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 立于不敗之地,則謚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 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 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 永新、蓮花、 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 寧岡、永新、茶陵、 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系。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群眾的游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 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 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⑸。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 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為師委( 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占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后,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斗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于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 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造成 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 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于斗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⑹和群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于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采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 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 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 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 宜章農民)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 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群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并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 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 胡文斗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群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游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里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后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斗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于 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 吉安、安福、 萍鄉,和平江、 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復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 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 贛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 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 范石生戰于郴州,先勝后敗,撤出戰斗。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 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 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 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 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系,成了孤軍。(4)湘南群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后,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并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 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 保安隊、挨戶團 橫行無忌,白色恐怖布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臺。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岡山一戰,湘敵始退往酃縣,贛敵仍盤踞各縣城及大部鄉村。然而山區是敵人始終無法奪取的,這在寧岡有西北兩區,在永新有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在蓮花有上西區,在遂川有井岡山區,在酃縣有青石岡和大院區。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暴動隊大小數十戰,僅失槍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區。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 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占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 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于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為特務營, 畢占云為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于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占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這種斗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復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⑻;(二)前 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⑼;(三)平瀏的農民⑽;(四)湘南的農民⑾和 水口山的工人⑿;(五) 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 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但是葉賀舊部、警衛團和平瀏農民,經過一年多的戰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農民,傷亡也大。因此,前四項雖然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干,但已遠不如后二項多。后二項中又以敵軍俘虜為多,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雖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湖南省委答應送 安源工人⒀來此,亟盼實行。

 

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 無產者。游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斗,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卻有戰斗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么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并做 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黨代表制度⒁,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因為下級干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第二十八團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后來又恢復了。改稱指導員,則和國民黨的指導員相混,為俘虜兵所厭惡。且易一名稱,于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斗,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為著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⒂。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⒄。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 葉挺部⒅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斗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⒆。現在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分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湘南來的工作人員,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可是八月間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現在不能調出人去。

 

地方武裝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后,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于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 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戶團作戰,戰斗力日益增強。 馬日事變⒇以前,各縣有農民自衛軍。槍數: 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寧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后,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 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紳繳去。農民自衛軍如此沒有把握槍枝的能力,這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枝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繼續在武器上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斗力的條件之下,必須盡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我們業經規定紅軍每營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加上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炮連,團部和三個營部,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戰繳獲的槍,則盡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后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斗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采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愿留愿去兩種,愿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于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嘆。紅軍士兵們對于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 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 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山上 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 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 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里。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 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后根據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 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為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 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后,農村中才有對于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 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后,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后,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 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于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尚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為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于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愿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獲。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閑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余的資本,他們是不愿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于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擊,籌得萬余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于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 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斗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鉆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斗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后,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里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斗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后,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斗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 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后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斗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于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 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斗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斗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斗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 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 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斗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斗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并出布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征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臺。九月以后,厲行洗黨,對于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斗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后,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占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里難于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黨的領導機關:支部干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 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游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 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于以 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 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 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 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 朱德、陳毅、龍超清、 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 譚兵、李卻非、 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 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 宋喬生)、一農民同志( 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 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并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于 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 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 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 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后,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么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斗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于是改變原來前委的 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后,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26)在黃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么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布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 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 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 醴陵、萍鄉、 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斗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么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于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 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并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 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后,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于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于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卷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游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余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借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斗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卷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 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并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注釋

1〕 這個戰爭發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結束。

2〕這個戰爭發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結束。

3〕 見本卷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注〔9〕。

4〕參見本卷《湖南 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16〕。

5〕紅軍中的士兵代表會議和士兵委員會是為了發揚軍隊內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后來被廢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軍運動開始以后,在人民解放軍中,根據紅軍時期和新式整軍運動中的經驗,又在連隊中建立過干部領導的士兵會和士兵委員會的制度。

6〕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注〔12〕。

7〕 “反水”意為叛變。

8〕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 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的舊部(葉部見本文注〔18〕)。這些部隊在潮州、汕頭一帶失敗后,一部分到達 海陸豐地區,繼續在廣東堅持斗爭,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等率領退出廣東,經 福建、江西,轉入湖南南部,會合當地農軍舉行湘南起義,開展 蘇維埃運動。起義失敗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9〕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 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產黨員。 汪精衛等叛變革命以后,這個警衛團在八月初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起義軍。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就轉到修水,同 平江、瀏陽的農軍會合。

10〕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經形成相當有力的農民武裝。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即“馬日事變”),屠殺革命群眾。為了向反革命還擊,瀏陽的農軍,同長沙附近其他各縣的工農武裝一起,曾經向長沙前進。在進軍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撤退農軍的命令,其他各縣工農武裝都向后撤退,只有瀏陽農軍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長沙城下,遭到失敗后撤退。七月中旬,這支農軍同平江的農民武裝會合。九月又與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安源工人武裝等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毛澤東領導下,于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舉行秋收起義。十月,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

11〕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陳毅率部在湘南開展革命游擊戰爭,原來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宜章、郴縣、 耒陽、永興、 資興五縣,這時都組織了農軍。后來這部分農軍由朱德、陳毅率領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

12〕湖南省 常寧縣水口山是重要的鉛鋅礦產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工會,歷年與反革命斗爭。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為主,組成了湘南游擊總隊,進行游擊戰爭。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擊總隊編入朱德率領的 中國工農革命軍,參加了湘南起義。后隨起義軍一起,到達井岡山。

13〕指 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 中國共產黨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在毛澤東、 李立三、劉少奇等的領導下,發動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大罷工。當時,安源一帶有一萬二千多工人參加了工會。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裝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14〕 紅軍中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一九三○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

15〕用“打土豪”罰款的方法籌措軍費,只能是臨時的和部分的。軍隊大了,地域寬了,就必須而且可能用收稅等方法籌措軍費。

16〕此種辦法在紅軍中施行了一個很長時期,在當時曾是必要的,后來改變為按等級略有一些區別。

17〕在軍隊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里毛澤東特別著重地指出革命軍隊內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為當時紅軍初建,非強調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農民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軍士兵的革命積極性,不足以肅清干部中由反動軍隊傳來的軍閥主義的習氣。當然,部隊中的民主生活必須是在軍事紀律所許可的范圍內,必須是為著加強紀律而不是為著減弱紀律,所以在部隊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要求極端民主的無紀律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初期的紅軍中,曾經一度嚴重地存在過。關于毛澤東反對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斗爭,參見本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8〕一九二六年北伐時,葉挺領導的部隊為一個獨立團。這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戰斗部隊。革命軍占領武昌以后,獨立團本身改編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同時,抽調該團部分骨干組建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的三個營和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抽調該團的大批骨干組建第二十四師,葉挺任師長。參加南昌起義后,二十四師、二十五師等部合編為第十一軍,葉挺兼任軍長。

19〕 事實上紅軍中的黨員人數占全軍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來在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中大體上都是如此。

20〕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 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湖南、湖北的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軍長 何鍵的策動下,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總工會、省 農民協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群眾。舊時的文電,習慣以通行的詩韻韻目代替日期,以詩韻第二十一韻的韻目“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這一天發生的事變被稱為“馬日事變”。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 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21〕一九二八年湘贛邊界土地法中曾經有這樣的規定。毛澤東后來指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是由于當時缺乏土地斗爭的經驗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 興國縣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22〕鑒于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毛澤東隨即糾正了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錯誤政策。毛澤東對中間階級的政策主張,除見于本文外,又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提案(內有“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項)、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布告(內有“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馀皆不論”等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參見本文注〔21〕)等。

23〕此種情況,依靠革命戰爭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和革命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后來也已經改變了。這里的關鍵是堅決地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過左的政策。

24〕 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 革命根據地,長時期都是實行按人口 平分土地的原則。

25〕這里指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開預備會,十四日正式開會,十五日閉幕。

26〕 靖衛團是一種反革命的地方武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對于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

 

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

 

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

 

四,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

 

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⑵、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國落后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⑸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⑹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⑺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

 

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斗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⑻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于一般情況的實質并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


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斗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干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⑽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么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黨的六次大會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斗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占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占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于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干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干的閩西政權⑿,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于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里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⒀,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于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于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于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后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于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于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來又在于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于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斗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⒁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⒂旅已被擊破;陳盧⒃兩部均土匪軍,戰斗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并未打過仗,戰斗力必不大;只有張貞⒄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輝⒆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志敏的紅軍并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于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系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論持久戰

問題的提起

 

()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么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于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后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了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了解。“盧溝橋事變〔1〕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著。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于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后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抗戰以前,存在著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2〕。”抗戰以后,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3〕。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于“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4〕。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國援助上面〔5〕。臺兒莊勝利〔6〕之后,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7〕應是“準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么“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后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8〕。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臺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于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么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9〕,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后,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于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于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系。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并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于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作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于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后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占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

 

由于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后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于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于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采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最后勝利為什么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于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后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壓力于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10〕,太平天國〔11〕,戊戌維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后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里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于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后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據,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后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么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于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于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于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后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并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于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于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勝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后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于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并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于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么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復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強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亡國論之沒有根據,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并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著,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占領華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后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后者稍為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并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于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于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于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14〕,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于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種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愿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國妥協而利于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種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占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現在來答復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于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并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于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后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辟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后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系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系著,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復了為什么不易妥協和為什么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夸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并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然而速勝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于中國的長處,夸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里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斗爭中。我們的任務在于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并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于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對于前者將逐步地占優勢,二者在猛烈地斗爭著;并指出后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并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于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并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后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后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么是持久戰?

 

(三○)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么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后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余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余皆優點,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于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至于全勝或全敗,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于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優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只限于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15〕,他們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又將是屬于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盡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占廣州、武漢、蘭州三點,并把三點聯系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占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劃,應把敵人可能占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并可能互相聯系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采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于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采用過并且還將采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劃,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后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于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著對于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于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后,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后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占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后,比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占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并盡可能地調動敵人于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占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占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占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于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斗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劃地增強作戰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于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17〕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于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殘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于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御,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并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后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御,由于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于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并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占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后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爭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后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后,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著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占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占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占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獲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后勝利論的根據。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18〕。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復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優勢和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根據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采用各種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并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于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于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于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為是正確的。

 

(四七)講到這里,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御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于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并不準備真正去做。最后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種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著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地說,惟有努力于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于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占領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圍,努力于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于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于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于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于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于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于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于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于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系,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系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后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游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后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后退和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有后方和無后方——利用國家的總后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占領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軍。脫離總后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后的,是游擊隊。但在每一游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游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后臨時活動的游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后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后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應懷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于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御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于我之第一種包圍。由于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于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采取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幾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于敵之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后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于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臺山,后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于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聯系起來看,并將各個游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系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于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于我我對于敵之戰役和戰斗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游擊根據地(例如五臺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系。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后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種可能,是敵占地區將占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占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是敵占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占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占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占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后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后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后廣大游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占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后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后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接近于最后戰爭,就是說,接近于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意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幾乎占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么無間斷?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后,接著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20〕,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么又說這次戰爭接近于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于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于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卷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后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后,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占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于后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圣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于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么是持久戰和為什么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復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于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于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于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后勝利。

 

(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于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筑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里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21〕。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于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干凈,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御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里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里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著,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勝敵人。這一著是關系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22〕,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23〕,應把它們普及于軍隊和人民,并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里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御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御,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于防御一類,是防御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御為主,而在其余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里。防御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御,也是這個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后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后者,于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于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于戰爭的全體,貫徹于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于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斗爭。我們的戰爭,在于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于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后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復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斗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占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范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于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里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占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占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占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于占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的總后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于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御,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采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于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御。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御,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于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采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于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斗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斗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于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斗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于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游擊戰爭也用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于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于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采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采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御;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后,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后,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于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里,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于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范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么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于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的。這里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于被迫處于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于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于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于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臺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后,已處于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后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于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于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于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于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后的游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么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于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于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系。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楚漢成皋之戰〔26〕,韓信破趙之戰〔27〕,新漢昆陽之戰〔28〕,袁曹官渡之戰〔29〕,吳魏赤壁之戰〔30〕,吳蜀彝陵之戰〔31〕,秦晉淝水之戰〔32〕等等,外國如拿破侖的多數戰役〔33〕,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占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于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斗爭中,由于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后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里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于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系。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于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著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后),與乎我方具備著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臺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后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占領地的守軍完全處于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后的游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后的游擊戰爭,并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于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于戰斗,而一切都是為了戰斗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御、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后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里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于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御,防御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后退,后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斗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于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后勝利就屬于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劃性。由于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于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于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38〕,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范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御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于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范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于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于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于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于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采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于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范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于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和戰役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后,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于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于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于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包括在內,并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斗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里,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后退。然而,這和韓復榘式的逃跑主義〔39〕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榘一類人所借口,決不是只有向后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御”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于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御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于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于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里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游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圣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并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于運動戰范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余裕時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更是屬于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后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后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么?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御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于持久作戰和最后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并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斗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圍和迂回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后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著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里,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并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臺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了解戰爭目的,陷于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沖鋒的勇氣遠弱于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并將隨著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斗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系上,對于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于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于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東、察北的占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于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蘇聯對立,又由于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后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臺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占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臺兒莊敗仗后,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臺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霉頭之后,于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著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著,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著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占領后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臺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臺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臺兒莊戰役以后,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于徐州,華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范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并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斗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于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臺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斗;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進并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干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41〕。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于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伙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后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斗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后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嗎?睡覺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斗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斗,某些土地雖仍不免于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斗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于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于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后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后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松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占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采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占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后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余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后,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干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于蘇聯的強大,由于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采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松,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于進步的時代,并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占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于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里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于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著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42〕,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持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于主觀的愿望,而決定于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斗,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于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后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后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么呢?結論就是:“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由于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些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這是毛澤東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

 

注釋

 

1〕盧溝橋事變也稱七七事變。盧溝橋距北京(當時稱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門戶。當時北寧路(北京至遼寧沈陽的鐵路)沿線,東起山海關,西至北京西南的豐臺,都有日本侵略軍駐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進攻。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的影響下,中國駐軍奮起抵抗。中國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戰,從此開始。

2〕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進攻埃塞俄比亞。埃軍進行陣地戰,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埃塞俄比亞人民在一九四一年與反法西斯盟軍配合,趕走了意大利侵略軍,恢復了國家的獨立。

3〕這種亡國論是國民黨內部分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是不愿意抗日的,后來抗日是被迫的。盧溝橋事變以后,蔣介石一派參加抗日了,汪精衛一派就代表了亡國論,并準備投降日本,后來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國論思想不但是在國民黨內存在著,在某些中層社會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勞動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戰爭中節節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進,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華北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

4〕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著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并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5〕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臺兒莊(今屬山東省棗莊市)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取得了會戰的勝利。

7〕徐州戰役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臺濰(臺兒莊至濰縣)公路進犯徐州外圍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臺兒莊會戰的勝利后,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臺兒莊遭到挫敗以后,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回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占領。

8〕這是當時《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評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僥幸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臺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打敗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普遍有這種僥幸心理。

9〕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后,反對列寧關于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后,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10〕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因中國人反對輸入鴉片,就借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林則徐領導下曾經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地組織武裝抗英團體,使英國侵略軍受到很大的打擊。福建、浙江、江蘇等地人民也自發地掀起了抗英斗爭。一八四二年英國軍隊侵入長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大量賠款,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進出口貨物的稅率由中英雙方共同議定。

11〕太平天國戰爭是發生于十九世紀中葉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的農民革命戰爭。一八五一年一月,這次革命的領導者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出廣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經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這里建都。隨后從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軍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軍在它占領的地方都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領導集團又犯了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在清朝軍隊和英、美、法等國侵略軍的聯合進攻下,太平天國戰爭于一八六四年失敗。

12〕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群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

13〕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響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

14〕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宣布以武力滅亡中國的方針;同時宣稱由于國民黨政府仍在“策劃抗戰”,日本政府決定在中國扶植新的傀儡政權,“今后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15〕這里主要是指美國。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國每年輸入日本的物資占日本全部進口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戰爭物資占一半以上。

16〕指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

17〕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首相。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對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侵略,實行妥協政策。

18〕毛澤東在這里所預言的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中國方面可能的向上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實現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因為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不但沒有向上變化,反而向下變化了。因為這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和覺悟。參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第三部分關于這一切事實的分析。

19〕這個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話故事,見明朝吳承恩所著的《西游記》第七回。這個神話故事說,孫悟空本是個猴子,他能夠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來佛的手心上盡力翻筋斗,總是翻不出去。如來佛翻掌一撲,將五個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壓住。

20〕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法西斯是肆無忌憚的沙文主義和侵略戰爭。”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發表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文。

21〕參見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和《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

22〕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23〕《抗戰建國綱領》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其內容包括抗日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政策。這個綱領一方面被迫對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頭上的讓步,如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許諾給予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同時又繼續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

24〕見《孫子?謀攻》。

25〕城濮在今山東省鄄城縣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國大戰于此。戰爭開始時,楚軍占優勢。晉軍退卻九十里,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的打擊。然后,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了楚軍的左翼。楚軍終于大敗而退。

26〕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滎陽縣西北部,為古代軍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漢王劉邦和楚王項羽曾相持于此。當時項羽接連攻下滎陽、成皋,劉邦幾乎潰不成軍。但后來劉邦終于等待到楚軍在汜水半渡的時機,大破楚軍,復取成皋。

27〕公元前二○四年,漢將韓信率部與趙王歇大戰于井陘(在今河北省井陘縣)。趙軍號稱二十萬,數倍于漢軍。韓信背水為陣,率軍奮戰;同時,遣兵襲占趙軍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敵,遂大破趙軍。

28〕昆陽故城在今河南省葉縣境內。公元二三年,劉秀(后稱東漢光武帝)在這里擊破王莽(公元八年稱帝,定國號為新)的軍隊。這次戰爭雙方軍力強弱懸殊,劉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萬人。但劉秀利用王莽的將軍王尋、王邑輕敵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軍隊的中堅,乘銳進擊,大破敵軍。

29〕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北。公元二○○年,曹操軍隊和袁紹軍隊戰于此處。當時袁紹擁軍十萬,而曹操兵少糧盡。但曹操利用袁軍的輕敵無備,實行輕兵偷襲,燒了袁軍的輜重。袁軍慌亂,曹軍出擊,殲滅了袁軍主力。

30〕吳指孫權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長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數十萬進攻孫權。孫權出兵三萬,并且同劉備聯合,利用曹軍有疫疾,又不習水戰,在赤壁一帶用火攻燒曹軍船只,大破曹軍。

31〕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縣境內。公元二二二年,吳將陸遜在這里大敗蜀漢的劉備。這次戰爭開始,蜀軍連戰皆捷,進到彝陵,已入吳境五六百里。陸遜守七八月不戰,直待劉備“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利用順風放火,大破蜀軍。

32〕公元三八三年,東晉將軍謝玄大敗秦王苻堅于安徽淝水。當時苻堅有步兵六十余萬、騎兵二十七萬、衛隊三萬余騎,東晉只有水陸軍八萬。在兩軍隔淝水對峙的時候,晉軍將領要求淝水以北的秦軍讓出一片戰場來,以便晉軍渡水決戰。秦軍應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晉軍乘機渡水攻擊,大敗秦軍。

33〕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拿破侖曾與英、普、奧、俄以及歐洲其他很多國家作戰。在多次戰爭中,拿破侖的部隊在數量上都不如他的敵人,但都得到了勝利。

34〕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堅出兵攻晉。他依仗優勢兵力,非常輕視晉軍。晉軍打敗了秦軍的前鋒,從水陸兩路繼續前進,隔淝水同秦軍對峙。苻堅登壽陽城(今安徽省壽縣)瞭望,見晉兵布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的草木,以為都是晉兵,覺得是遇到了勁敵,開始有懼色。隨后在淝水決戰中,強大的秦軍終于被晉軍打敗。

35〕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進行十年的反人民戰爭,同時又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法西斯統治。這就使得中國人民沒有可能廣泛地組織起來。這個歷史錯誤是應該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負責的。

36〕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宋國的國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排列成陣,楚兵正在渡河。宋國有一個官員認為楚兵多宋兵少,主張利用楚兵渡河未畢的時機出擊。但宋襄公說:不可,因為君子不乘別人困難的時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還未排列成陣,宋國官員又請求出擊。宋襄公又說:不可,因為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一直等到楚兵準備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

37〕見《宋史?岳飛傳》。

38〕見《禮記?中庸》。

39〕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在占領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鐵路南下,進攻山東省。多年統治山東的國民黨軍閥韓復榘不戰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棄了山東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國土,從濟南一直逃到山東、河南的邊境。

40〕東北四省指當時中國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熱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區分別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先占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熱河省。

41〕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以五十萬大軍進攻俄國。當時俄軍只有二十萬人左右。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決戰,俄軍實行戰略退卻,一直到放棄和焚毀了莫斯科。拿破侖的軍隊在深入俄國國土以后,遭到了俄國廣大軍民的堅決反抗,陷于饑寒困苦、后路被切斷、四面被包圍的絕境,最后不得不從莫斯科撤退。這時,俄軍乘機大舉反攻,拿破侖軍僅剩二萬余人逃離俄國國境。

42〕國民黨政府擴軍的一種辦法,是派軍警四處捉拿人民去當兵,捉來的兵用繩捆索綁,形同囚犯。略為有錢的人,就向國民黨政府的官吏行賄,出錢買人代替。

 

 

 

改造我們的學習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于這些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的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于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于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于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并沒有對于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高瞻遠矚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

 

對于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于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于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來的。

 

幾十年,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因。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辦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批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1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我們黨里的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著這種典型,而且為數相當地多,為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為了反復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做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地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地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卻是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的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上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2

 

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對于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占,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那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3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應有的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于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了解,然后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三) 對于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1]

 

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一)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采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并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借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干,并使這一領導骨干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領導骨干,必須是從群眾斗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斗爭所能形成的。在多數情形下,一個偉大的斗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和最后階段的領導骨干,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地提拔在斗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干中相形見絀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群眾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干。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干,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個條件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1],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和農村中去。這種領導骨干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干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2]。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或是執行檢查工作、審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采取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五)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斗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系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都必須在這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借以糾正干部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于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后,緊緊地接著從事于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的領導。這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中學會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并在以后應用此種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于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對于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干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干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干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負責人,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部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里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據這里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斗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論聯合政府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們的大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會的:中國人民在其對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斗,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之后,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后,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報告,主要地就是討論這些要求。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和同盟國民主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著重地說明這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工作,已經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在我們黨和人民面前,還有嚴重的困難。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黨進一步地從事緊急的和更加切實的工作,繼續地克服困難,為完成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奮斗。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中國人民能不能實現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這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覺悟、團結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中國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斗,戰勝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務而奮斗。

 

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的軍事形勢是蘇軍已經攻擊柏林,英美法聯軍也正在配合打擊希特勒殘軍,意大利人民又已經發動了起義。這一切,將最后地消滅希特勒。希特勒被消滅以后,打敗日本侵略者就為時不遠了。和中外反動派的預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勢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這種情況,僅僅不利于法西斯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而對于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蘇聯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為可能。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

 

這一新形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形勢大不相同。在那時,還沒有蘇聯,也沒有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的覺悟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并不是說就沒有了斗爭。廣泛地散布著的法西斯殘余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著反民主的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各國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余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余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后人民斗爭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也只有這后一種斗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國內形勢是怎樣的呢?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并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著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著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不但已經有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的覺悟程度,而且有了強大的中國解放區和日益高漲著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這是國內的有利條件。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斗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避免失敗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著。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義了。

 

這些,就是目前國際和國內的一般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


中國問題的關鍵

 

談到國內形勢,我們還應對中國抗日戰爭加以具體的分析。

 

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后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了自己的解放,為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于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斗,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總之,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奮戰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為世人所知。同時,對于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因此,我們的大會,應當對這些經驗作出適當的總結,借以教育人民,并為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提到總結經驗,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國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

 

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這種反動政策妨礙了動員和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的運動并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著。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著。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走著曲折道路的歷史

 

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這個兩條路線問題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必須回溯一下我們抗日戰爭的歷史。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國民黨內的一派愛國分子,又一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率領十九路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進攻熱河、察哈爾,國民黨內的又一派愛國分子,第三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并和共產黨合作,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從事抵抗。但是一切這些抗日戰爭,除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派別和海外愛國華僑給了援助之外,國民黨政府根據其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給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爾兩次抗日行動,都被國民黨政府一手破壞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

 

那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破壞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破壞了中國人民的團結。

 

一九二四,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占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斗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

 

從此以后,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越發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發高漲。各種人民愛國組織,在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建立起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就在這兩年,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并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以團結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斗目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并把這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們黨召集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批準了黨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眾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些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們的活動。許多愛國政治犯并沒有釋放。最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仍舊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發動內戰以來的寡頭專政制度,未能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還在這一時期的開始,我們共產黨人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兩條路線: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我們又指出:戰斗將是長期的,必然要遇到許多艱難困苦;但是由于中國人民的努力,最后勝利必歸于中國人民。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部隊,則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并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于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戰爭開始時,數量減少到只剩幾萬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這支軍隊,以為抗日主要地應當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質量卻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前線,和那里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里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來說,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于敵方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并給予適當的教育。對于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于按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于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斗勝利而斗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并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借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后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后之敵后,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借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這些工作不但包括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難,而且包括動員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和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奸細,運送傷兵和保護傷兵,直接幫助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并使一切機關、學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和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偉大的生產熱潮,借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也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群眾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戰爭能夠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裝備,它就會更加強大,就能夠最后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了。


兩個戰場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著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愿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并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這首先表現在軍事方面。它采取了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擔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它自己則“坐山觀虎斗”。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采取了反動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將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得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從此時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國民黨政府將一切民主黨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將中國共產黨,打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個省份的監獄和集中營內,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及其他民主戰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為止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2〕“反共高潮”,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震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和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余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征象。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里噴出來。什么“奸黨”、“奸軍”、“奸區”,什么“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稱號和斷語,都是這些反動分子制造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著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按照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我們黨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

 

在這幾年內,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爭。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著解放區。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區軍民所抗擊;國民黨戰場所擔負的,不過日軍的百分之三十六和偽軍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了,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幾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擔的抗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就在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擊偽軍的情況則完全無變化。

 

還應指出,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偽軍(包括偽正規軍和偽地方武裝在內),大部分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分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偽軍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叛國謬論,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和進攻陜甘寧邊區及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


中國解放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陜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這種情形,以為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陜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觚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夠屹立不搖,并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占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幾乎喪失了戰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蠡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但是極大地減少了,并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

 

為什么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么“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并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他們在各方面都采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雖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極的作戰政策,并且還被日本侵略者經常選擇為誘降的對象。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于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共黨問題為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壓迫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個敵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個敵人”,并且每天都在積極地準備內戰,處心積慮地要消滅共產黨。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一面又在實際上拼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一面和蘇聯在形式上保持外交關系,一面又在實際上采取仇視蘇聯的態度。一面同美國孤立派合唱“先亞后歐論”,借以延長法西斯德國也就是延長一切法西斯的壽命,延長自己對于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機取巧,把自己打扮成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種種的自相矛盾的兩面政策從何而來,就是來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社會階層這一個總根源。

 

但是,國民黨是一個復雜的政黨。它雖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卻并不整個兒等于這個反動集團。它有一部分領袖人物不屬于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不少的干部、黨員群眾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群眾并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對它的領導的。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編制的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和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存在著這種情形。在這些軍隊和機關里,包藏著不少的民主分子。這個反動集團,其中又分為幾派,互相斗爭,并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比較


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難道還不明顯嗎?兩條路線,人民戰爭的路線和反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線,其結果:一條是勝利的,即使處在中國解放區這種環境惡劣和毫無外援的地位;另一條是失敗的,即使處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種極端有利和取得外國接濟的地位。

 

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試問:缺乏武器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還是解放區的軍隊?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是中國軍隊中武器最缺乏的軍隊,他們只能從敵人手里奪取武器和在最惡劣條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國民黨中央系軍隊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軍隊來要好得多嗎?但是比起戰斗力來,中央系卻多數劣于地方系。

 

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卻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和戰斗頻繁的情況之下,因為普遍實施了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衛軍制度,又防止了對于人力資源的濫用和浪費,人力動員卻可以源源不竭。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擔的糧食,但是大部分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分隔在敵后,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象陜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卻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分破產了,連布匹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卻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達于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著這些反常的狀況,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和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著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于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進關內來了,倉皇應戰,從蘆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卻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證據,就是共產黨聯合了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和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蘆溝橋,又從蘆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于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偽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里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于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侵略者手里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和“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謂將軍隊和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將這種辦法稱之為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凈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么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夠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為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著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將軍〔3〕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于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國內戰爭的大海里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談判: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為著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關于如何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過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國民黨不但對一黨專政不愿廢止,對聯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對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關,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等,也一項不愿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系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著。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里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們和全國人民的。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于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回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對于解放區幾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后,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于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系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于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于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于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的戰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后奮斗的指針。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也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后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么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并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并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斗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于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于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的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斗了二十四年。

 

對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斗,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松,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變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于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里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后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后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斗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后,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里,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塞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塞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于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并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制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并將這些軍隊使用于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復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后,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并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5〕,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并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于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并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范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于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于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復后才能實施的綱領;對于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并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后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6〕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并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么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于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并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圣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圣的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后,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么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卻不能還政于聯合政府。

 

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于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于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愿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那里來的國民黨代表?那里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臺?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愿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斗。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愿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愿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著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范圍內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干干凈凈;對于認真喚起民眾、認真保護民眾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則稱之為“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些過去。如果要延長這種顛倒是非的時間,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統一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為著防止內戰,為著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為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么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們自己從臺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7〕。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么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愿意聽它么?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為此而奮斗。一九三九的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的時候,我們又說: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于抗戰,非統一于分裂而統一于團結,非統一于倒退而統一于進步。只有這后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8〕。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么?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里的全體軍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為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為什么如此眾多的有黨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分子在內,一致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就因為他們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和團結建國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徹底地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解放區的不很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很不夠,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卻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和消滅解放區的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后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并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于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么軍隊,實行了什么“封建割據”,成立了什么“奸區”,違反了什么“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于國家的。但是什么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并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于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么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后,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9〕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因為實行了這種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的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戰爭后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于“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于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清除陳舊觀點,為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斗,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愿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于一切愿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都應該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第六 土地問題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為什么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并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并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于他們是有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系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并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斗、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制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于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后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后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布的“二五減租”一類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我們在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日“奸區”。

 

在抗日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革命階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改革的問題不應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日本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并且已經這樣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間,減租減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為著抗日的。為了減少地主對于抗日的阻力,只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并使開明士紳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于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里包含著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后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于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著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系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和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占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后,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后幫助農民在自愿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后應當盡量推廣。

 

這里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里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容易了解農村現時還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個體經濟為基礎的這種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和游擊戰爭的環境的特點。因為不了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適當地帶著他們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后,對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當沒收,并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第七 工業問題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一切依賴外國,它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人民的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于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遭到破壞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

 

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于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愿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斗。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斗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后,使中國的解放斗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和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著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后,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系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

 

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斗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斗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斗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干部,并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對于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采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范例。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數民族問題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10〕。他們對于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現在對于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近幾年對于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斗;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并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多年以來,陜甘寧邊區和華北各解放區對待蒙回兩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

 

第十 外交問題

 

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國際會議〔11〕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于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中國共產黨對于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12〕。

 

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于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后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后,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于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后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并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并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并無條件投降之后,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

 

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于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

 

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對于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對于泰國,應當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關于具體綱領的說明,主要的就是這樣。

 

再說一遍,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這樣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么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的態度,那是極其錯誤而且必然要失敗的。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的人,企圖孤行己見,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結果都行不通。這是什么緣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意見,符合于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


關于我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說明。無疑地,這些綱領是要在全中國實行的;整個國際國內的形勢,給中國人民展開了這種想望。但是,目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在淪陷區,在解放區,這三種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勢,不能不使我們在實行時要有所區別。不同的情形,產生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有些我已經在前面說到了,有些還須在下面加以補充。

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沒有愛國活動的自由,民主運動被認為非法,但是包括許多階層、許多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的積極活動是在發展中。中國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發表了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社會各界發表同類性質的宣言的,還有許多。國民黨內也有許多人,對于他們自己的領導機關的政策,日益表示懷疑和不滿,日益感覺他們的黨在廣大人民中孤立起來的危險性,而要求有一種適合時宜的民主的改革。重慶等地的工人、農民、文化界、學生界、教育界、婦女界、工商界、公務人員乃至一部分軍人的民主運動,正在發展。所有這些,預示著一切受壓迫階層的民主運動正在逐漸地向著同一的目標而匯合起來。目前運動的弱點,在于社會的基層分子還沒有廣泛地參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農民、工人、士兵和下層公教人員,還沒有組織起來。目前運動的另一弱點,是參加運動的民主分子中,還有許多人對于根據民主原則發動斗爭以求轉變時局這一個基本方針,還缺乏明確的和堅決的精神。但是客觀形勢,正在迫著一切受壓迫的階層、黨派和社會集團,逐漸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不管國民黨政府如何鎮壓,也不能阻止這一運動的發展。

國民黨統治區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為著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斗爭。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應當給予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執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還是反對我們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對了,就應該同他合作,為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


在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號召一切抗日人民,學習法國和意大利的榜樣,將自己組織于各種團體中,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俟時機成熟,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里應外合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對于我淪陷區內的兄弟姊妹們的摧殘、掠奪、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國人的火一樣的憤怒,報仇雪恥的時機快要到來了。淪陷區的人民,在歐洲戰場的勝利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的鼓舞之下,極大地增高了他們的抗日情緒。他們迫切地需要組織起來,以便盡可能迅速地獲得解放。因此,我們必須將淪陷區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區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須有大批工作人員到淪陷區去工作。必須就淪陷區人民中訓練和提拔大批的積極分子,參加當地的工作。在淪陷區中,東北四省淪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產業中心和屯兵要地,我們應當加緊那里的地下工作。對于流亡到關內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準備收復失地。

 

在一切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執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對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的,就要聯合起來,為打倒共同敵人而斗爭。

 

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他們必須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為,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借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他們的。

 

共產黨人應當向一切有群眾的偽組織進行爭取說服工作,使被欺騙的群眾站到反對民族敵人的戰線上來。同時,對于那些罪大惡極不愿改悔的漢奸分子進行調查工作,以便在國土收復之后,依法懲治他們。

 

對于國民黨內組織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的背叛民族的反動分子,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叫他們早日悔罪。否則,在國土收復之后,必然要將他們和漢奸一體治罪,決不寬饒。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


我黨的全部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已經在解放區實行了并且有了顯著的成績,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應當從各方面發展和鞏固這種力量。

 

在目前條件下,解放區的軍隊應向一切被敵偽占領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廣泛的進攻,借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但是同時應當注意,敵人在目前還是有力量的,它還可能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解放區軍民必須隨時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并注意解放區的各項鞏固工作。

 

應當擴大解放區的軍隊、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并加緊整訓,增強戰斗力,為最后打敗侵略者準備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區,一方面,軍隊應實行擁政愛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應領導人民實行擁軍優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軍民關系。

 

共產黨人在各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會工作中,應當繼續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基礎上,進行很好的合作。

 

同樣,在軍事工作中,共產黨人應當同一切愿意和我們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區軍隊的內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為了提高工農勞動群眾在抗日和生產中的積極性,減租減息和改善工人、職員待遇的政策,必須充分地進行。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規模地發展解放區的農業、工業和貿易,改善軍民生活。為此目的,必須實行勞動競賽,獎勵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驅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

 

為著提高解放區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培養大批工作干部,必須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進他們的工作時,應當根據目前的農村特點,根據農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則,采用適宜的內容和形式。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著建設新中國。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業,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分子中大批地培養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從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并適合情況地去幫助本地干部,愛惜他們,如同愛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那就不能完成農村民主革命這個偉大的任務。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每到一地,就應立即幫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干部為領導的民兵和自衛軍,而且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干部為領導的地方部隊和地方兵團。然后,就可以產生有本地人領導的主力部隊和主力兵團。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此項任務,就不能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也不能發展人民的軍隊。

 

當然,一切本地人,應當熱烈地歡迎和幫助從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員和人民軍隊。

 

關于對待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的問題,必須提起大家的注意。因為公開的敵人,公開的民族破壞分子,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置;暗藏的敵人,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就不容易識別,也就不容易處置。因此,對于這后一種人必須采取嚴肅態度,而在處理時又要采取謹慎態度。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13〕。中國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們有責任不要使他們失望。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將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起一個巨大的推進作用。

 

五 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斗爭

 

同志們,我們已經了解了我們的任務和我們為完成這些任務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工作態度去執行這些政策和完成這些任務呢?

 

目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顯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是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困難條件。誰要是只看見光明一面,不看見困難一面,誰就會不能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斗爭。

 

我們的黨和中國人民一道,不論在整個黨的二十四年歷史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中國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著缺點。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點一面,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斗爭。

 

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斗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中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在他們之中存在著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后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這種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后,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為著最后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為達此目的,我們要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重說一遍,不管什么階級,什么政黨,什么社會集團或個人,只要是贊成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我們就要加以聯合。為達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六萬黨員,后來大部分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后來大部分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掉,并且在消滅他們之后,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夠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注釋:

〔1〕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所組織的革命青年團體。抗日戰爭爆發后,許多民先隊員參加了戰爭和建立敵后根據地的工作。國民黨統治地區的民先隊組織,一九三八年被蔣介石政府強迫解散。在解放區的民先隊組織,后來并入更廣泛的青年團體青年救國會。

〔2〕參看本書《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所列舉蔣介石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

〔3〕斯科比是英帝國主義派駐希臘的侵略軍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歐陸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流亡在倫敦的希臘反動政府,進入希臘。他指使并協助希臘反動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把希臘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4〕保甲制度是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基層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蔣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頒布《各省編查保甲戶口條例》,其中規定:“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實行各戶互相監視和互相告發的連坐法,以及各項反革命的強迫勞役辦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國民黨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統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這種法西斯統治制度。

〔5〕指國民黨政府所實行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教育。

〔6〕開羅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在埃及京城開羅所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發表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這個宣言曾對將臺灣等地歸還中國作了明確的規定。一九五○年六月,美國政府公然背棄了這一協議,派遣海軍控制臺灣,企圖剝奪中國對臺灣的領土主權。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澤東同志在這里用來指蔣介石統治集團在抗日戰爭中當作最后巢穴的四川山地。

〔8〕見本書第二卷《必須制裁反動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的《北上宣言》。

〔10〕這是指蔣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冊子《中國之命運》內的胡說。

〔11〕大西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會議結束時聯合發表的一個文件。莫斯科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蘇美英三國于伊朗京城德黑蘭舉行的會議。克里米亞會議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蘇美英三國在蘇聯南部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所舉行的會議。當時所有這些國際會議都決定以聯合的力量擊敗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并在戰后防止侵略勢力和法西斯殘余的再起,維持世界和平,贊助各國人民的獨立民主的愿望。但在戰后,美英政府即背棄和破壞了這些國際協議。

〔12〕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蘇美英中四國代表按照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在美國敦巴頓橡樹林舉行會議,草擬了聯合國機構的組織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有五十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大會,當時中國解放區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為代表參加這次會議。

〔1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并由各解放區代表共同開過一次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日本投降后,因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1048頁 

關于健全黨委制


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今后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當然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之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委員會又須分別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此外,還須注意,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


將革命進行到底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戰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發動反革命戰爭的時候,他們軍隊的數量約等于人民解放軍的三倍半,他們軍隊的裝備和人力物力的資源,更是遠遠地超過了人民解放軍,他們擁有人民解放軍所缺乏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工具,他們獲得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們是經過了長期的準備的。就是因為這樣,戰爭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現為國民黨的進攻和人民解放軍的防御。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在東北占領了沈陽、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城市和遼寧、遼北、安東等省【1】的大部,在黃河以南占領了淮陰、菏澤等城市和鄂豫皖、蘇皖、豫皖蘇、魯西南等解放區的大部,在長城以北占領了承德、集寧、張家口等城市和熱河、綏遠、察哈爾【2】的大部,聲勢洶洶,不可一世。人民解放軍采取了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每個月平均殲滅國民黨正規軍的數目約為八個旅(等于現在的師),終于迫使國民黨放棄其全面進攻計劃,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將進攻的重點限制在南線的兩翼,即山東和陜北。戰爭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已經消滅了大量國民黨正規軍的人民解放軍,在南線和北線都由防御轉入了進攻,國民黨方面則不得不由進攻轉入防御。人民解放軍不但在東北、山東和陜北都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戰線伸到了長江和渭水以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同時,在攻克石家莊、運城、四平、洛陽、宜川、寶雞、濰縣、臨汾、開封等城市的作戰中學會了攻堅戰術【3】。人民解放軍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記,人民解放軍是沒有飛機和坦克的,但是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國民黨的防御體系,連同他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人民解放軍已經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戰爭第三年的頭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發生了另一個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在數量上由長期的劣勢轉入了優勢。人民解放軍不但已經能夠攻克國民黨堅固設防的城市,而且能夠一次包圍和殲滅成十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國民黨的強大精銳兵團。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兵力的速度大為增加了。試看殲敵營以上正規軍的統計(包括起義的敵軍在內):第一年,九十七個旅,內有四十六個整旅;第二年,九十四個旅,內有五十個整旅;第三年的頭半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七個師,內有一百一十一個整師。半年殲敵整師的數目比過去兩年殲敵整師的總數多了十五個。敵人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全部瓦解。東北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華北的敵人即將完全消滅,華東和中原的敵人只剩下少數。國民黨的主力在長江以北被消滅的結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軍今后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的作戰。同軍事戰線上的勝利同時,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這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斗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斗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面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系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并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斗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余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國和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則是美國這一政策的擁護者。這種情形,現在許多人還沒有看清楚,但是大約不要很久,人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4】。

 

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伙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于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忽然竭力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了(請讀者記著,這種可憐相,今后還要裝的)。最近做了國民黨行政院長的孫科,在去年六月間,不是曾經宣布“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的嗎?這次一上臺卻大談其“光榮的和平”,說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實現,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復”。合眾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電訊,馬上就預料孫科的聲明“在美國官方人士及國民黨自由主義人士中,將遇到最廣泛的贊揚”。美國官方人士現在不但熱心于中國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以來,美國就遵守著“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應該怎樣來對付這些君子國的先生們呢?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5】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么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么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我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擴大,必須容納一切愿意參加目前的革命事業的人們。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需要有主力軍,也需要有同盟軍,沒有同盟軍的軍隊是打不勝敵人的。正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應當記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記他們。忠實于人民革命事業的朋友,努力保護人民利益而反對保護敵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國無疑是不少,無疑是一個也不應被忘記和被冷淡的。我們又認為中國人民革命陣營必須鞏固,必須不容許壞人侵入,必須不容許錯誤的主張獲得勝利。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和敵人的朋友。如上所說,既然敵人正在陰謀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陣營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強自己的陣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要求徹底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并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那末,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中國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會階層決定自己的態度。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陣營一方面來,中國完全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于最后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與此相反,美國帝國主義者、中國反動派和他們的朋友,雖然不能夠鞏固地團結一致,雖然會發生無窮的互相爭吵,互相惡罵,互相埋怨,互相拋棄,但是在有一點上卻會互相合作,這就是用各種方法力圖破壞革命勢力而保存反動勢力。他們將要用各種方法:公開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斷定,他們的政治陰謀將要和他們的軍事進攻遭遇到同樣的失敗。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復。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游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這些就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一九四九年所應努力求其實現的主要的具體的任務。我們將不怕任何困難團結一致地去實現這些任務。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1949313日,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現已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一、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 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要把這個班帶好,的確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領導很大的地區,擔負很繁重的任務。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當然,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同班長和戰士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這里不過是一個比方。

 

二、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 不僅“班長”要這樣做,委員也要這樣做。不要在背后議論。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有問題而不擺到桌面上來,就會長期不得解決,甚至一拖幾年。“班長”和委員還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這一點過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在這方面大有進步,友好團結關系大大增進了。今后仍然應該不斷注意。

 

三、“互通情報”。 就是說,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1],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我們有些高級干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上也有不同的語言,原因是學習還不夠。現在黨內的語言比較一致了,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對什么是“中農”和什么是“富農”,就還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 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2],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問題的時候,除軍事情況緊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者外,都應該這樣辦。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決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確意見,他們當然擁護。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并且照它做。中央領導之所以正確,主要是由于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給以批評。

 

五、學會“彈鋼琴”。 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六、要“抓緊”。 就是說,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什么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于不抓。伸著巴掌,當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像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

 

七、胸中有“數”。 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例如,要進行土地改革,對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對于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農,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這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的界限。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

 

八、“安民告示”。 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有些地方開干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好像“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于開會。

 

九、“精兵簡政”。 講話、演說、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

 

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驕傲。 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

 

十二、劃清兩種界限。 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一個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還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個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么就應該對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為主說成錯誤為主,那就完全錯了。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問題的性質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劃好,必須經過細致的研究和分析。我們對于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應該采取分析研究的態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覺得,要有以上這些方法,才能把黨委的工作搞好。除了開好代表大會以外,黨的各級委員會把自己的領導工作做好,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一定要講究工作方法,把黨委的領導工作提高一步。